一條查爾斯河劃開美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前者遵循英國大學的古典精英教育模式,以培養(yǎng)現(xiàn)代紳士為己任,后者則秉承德國大學模式,強調(diào)研究與動手實驗,把一個手持鐵錘的工人形象與經(jīng)典的手捧書本埋頭苦讀的學者形象并列放在;丈。麻省理工學院的校訓是“手腦并用”(Mind and Hand),其中隱藏著另外一層意思:知識是可貴的,但必須有用。
選擇麻省理工學院作為大學專題的第二站,是因為這一年剛好是它的150周年紀念。在過去的150年里,這所大學的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編織了現(xiàn)代社會的整個經(jīng)緯:電話、電磁鐵、雷達、高速攝影、復印機、計算器、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GPS、癌癥藥物、人類基因圖譜、激光、太空旅行……我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賦予了這所大學如此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
麻省理工學院的創(chuàng)造力,一方面固然可以從歷史中去追尋,但更快捷的方法則是直接從個體的故事中去找。當時我的采訪本上記著這么一個問題,每個采訪對象都要例行問一遍:“你所在的學科前沿是什么?對你來說最難的難題是什么?”這是一種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學院思維:尋找世界上最難的難題,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腦都是人類所剩不多的未知領域,于是你會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扎堆進去。
在媒體實驗室,我得到一個更有趣的回答——“僅僅為既有的問題找到答案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問題。”比如在媒體實驗室成立之初,人們提出的問題是,怎么讓機器變得更聰明,讓它們像人一樣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但現(xiàn)在看來,他們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怎么利用技術讓人變得更聰明、更強大、更獨立?所以,媒體實驗室的整個研究方向經(jīng)歷了一次巨大的轉(zhuǎn)向——從原來的“人工智能”轉(zhuǎn)向“拓展人類”。
University的詞根是universus,意指世界的不同部分相遇之處。所以,大學從一開始就有宇宙論的概念在里面,我至今認為這是大學所代表的最純粹的意義——它是一個世界相遇、討論、生產(chǎn)知識的場所。在媒體實驗室,這種相遇來得更加激烈、瘋狂和有趣,因為這里崇尚“博學者”——你隨隨便便遇到一個人,很可能精通五個領域的研究;而且,他們相信21世紀人類面臨的挑戰(zhàn)將無法再單獨的領域里解決,而是必須由計算機科學家、工程師、設計師、藝術家、生物學家,彼此互相關聯(lián),在一種開放互動的環(huán)境中共同解決。
在亞歷山卓女士(媒體實驗室的媒體負責人)的安排下,我在媒體實驗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參觀權(quán)限,以及與研究員自由交流的機會。我在報道里重點寫了幾位“瘋狂發(fā)明家”,比如托德曼庫弗教授是一個大提琴家,他發(fā)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級樂器”,徹底顛覆了人們對音樂和樂器的固有觀念,音樂可以“騎”出來,“捏”出來,“摸”出來,節(jié)奏可以像土豆一樣地丟來丟去,小孩子可以通過線條和色彩“畫”出復雜的音樂。
還有赫爾教授,他17歲失去了雙腿,從此致力于發(fā)明比人的肢體更高級的假肢。他屬于我最害怕的那種采訪對象,沉默寡言,每次提問都只有寥寥幾個字的回答。我還記得當時我們坐在堆滿了假肢的沙發(fā)上,我問他:“你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有人覺得您的假肢太酷了而寧可砍下自己的腿?”他很冷酷地回答:“這有什么不好?你以為人的身體是進化的終極嗎?”
你能想象這些科學家在一起合作,我們的未來會是什么樣子嗎?
我的書架上珍藏著一本泛黃的素描冊,是在海德堡古城附近的一個舊書店里淘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出來看看。海德堡的山川、河流、古堡在鉛筆素描中洗凈鉛華與喧囂,干干凈凈地呈獻在眼前,猶如童話。在越來越浮躁粗陋的日常生活里,我發(fā)現(xiàn)它有一種奇異的讓人平靜的力量,就像我在海德堡的追尋哲學之旅。
2011夏天,主編剛從德國回來,對海德堡大學贊不絕口,認為是德國最具詩意的一所大學,于是定下了我們第三所要考察的大學。這一年恰好是海德堡建校650周年。
記者魯伊已經(jīng)在我之前去了海德堡,她是追尋馬克斯·韋伯而去的。海德堡是韋伯的故居所在,也是他的心之所在。韋伯則是“海德堡精神”的最佳詮釋者。對魯伊來說,這篇文章大概也是一次有著特殊意義的自我追尋之旅。
我負責寫哲學。其實,很難說海德堡大學與哲學有什么特殊的淵源,只是那里有一條哲學家小路,因黑格爾經(jīng)常在此地散步而得名。于是很多人談到海德堡,都會自然而然地談到哲學。
一個對哲學一竅不通的記者,怎么去完成一個完全沒有邊界的題目呢?焦慮中,借了一堆哲學書惡補,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雅斯貝爾斯的《哲學入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每一本都讀得我昏昏欲睡,尤其是讀到分析哲學的文章時,更是完全不知所云,自我評價降到最低。這次經(jīng)歷讓我痛感記者這個職業(yè)的簡單粗暴之處——我們總指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將別人耗費大量時間與心血累積的知識,以最簡單的方式打包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至少哲學是無法這樣操作的一個領域。
當然,要等到了海德堡才明白,才理解,要真正讀懂一本哲學經(jīng)典,是要經(jīng)過艱苦的思維訓練的,絕不是在哲學家小路上散散步就能頓悟的。在海德堡的哲學系,最核心的學術訓練仍然是在經(jīng)典哲學文本的精讀與討論中完成的。通常是討論課的形式,老師帶領學生閱讀經(jīng)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講解,澄清概念,疏通論證邏輯。一本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思錄》,可能要讀上一個學年,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恐怕要兩年。整個本科學年,不過三四本書而已。
幸虧舒可文老師幫我介紹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歌老師。在庫布里克書店里,我用一杯拿鐵咖啡換來了最好的一節(jié)哲學課。她跟我講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哲學主線,都是關于現(xiàn)實世界的本質(zhì)的討論。唯物主義認為,現(xiàn)實由物質(zhì)和能量構(gòu)成,凡是可觀察到的現(xiàn)象,包括人的思維與意識,都來自物質(zhì)的交互。唯心主義則認為,現(xiàn)實是由人的心智構(gòu)建的,若沒有“我”,沒有思維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德國古典唯心主義(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語idere,意為“眼見為實”。整個西方啟蒙的思想都是沿著idere的概念,通過光、事物被呈現(xiàn)、被認知,成其所是的過程。所以,康德說,人的職責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經(jīng)過了一個月的臨時抱佛腳后,我決定擱置那些抽象艱澀的哲學概念和理論,而帶著一個簡單的問題去海德堡。今天的世界,科學取得了扎扎實實的進步,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于世界與自我的理解,而哲學2000多年來幾乎在原地循環(huán),為什么還要學哲學呢?對一個門外漢而言,這至少是一個誠實的問題。
我在海德堡重點采訪了兩位哲學教授,凱莫林教授是分析哲學的大家,他的工作是深入到一個個具體哲學問題的邏輯細節(jié),科赫教授則秉承德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傳統(tǒng)(他們一直認為,應該有一門學科,用一個統(tǒng)一的有關世界的圖景把人類所有的知識結(jié)合起來),試圖以“真理”、“時間”、“自由”三個概念為基礎,構(gòu)建一個宏大的綜合理論體系。他相信,這三個概念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只有在一個綜合的結(jié)構(gòu)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時間之箭是怎么回事。
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里整整聊了三個多小時,回來后光整理錄音就花了一個星期。其實,我到今天也沒真正明白他的“時光之箭”的意思,但我記住了他的那句話: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學,而關于現(xiàn)實更深的維度,哲學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學、藝術也試圖從更深的層面把握現(xiàn)實,只不過方法不同——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造的是圖像和故事,而哲學創(chuàng)造的是思辨。他說:“我深深相信,無論以何種方式靠近真實,都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確切地說,海德堡并不是德國哲學的標志或者高峰,它只是一個“路過之地”。德國歷代大哲學家如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海德格爾都盛贊過海德堡的美麗,或在這里停留過,但這里都不是他們的歸宿。就像我以一雙路過者的眼睛,沿著哲學的邊界游蕩了一圈,瞥見了它的吉光片羽,卻無法進入它的森林。
有一種心理癥狀叫“耶路撒冷綜合癥”,真正的信仰者進入某種狂喜狀態(tài),他們穿的跟先知一樣在耶路撒冷街頭狂奔,自稱目睹了哭墻的磚石打開,救世主彌賽亞出現(xiàn)。在斯坦福大學的路上,在加州金燦燦的陽光下,在坐滿了身穿套頭衫、牛仔褲、腳踩人字拖的年輕人的咖啡館里,我覺得這里也有一種讓人瘋狂的空氣,一種類似大麻和搖滾的味道——人們都染上了一種“改變世界”狂熱癥。
在斯坦福大學,幾乎我們采訪的每一個人都會提到“改變世界”這句話。從“大一”新生、教授到系主任,每個人都希望用最少的資源,獲取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影響力。“如果你問一個問題:你想要影響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許會是:我想影響物理、數(shù)學或者化學。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響人類。”闕宗仰在斯坦福大學才待了半年,已經(jīng)深受這種氣氛的感染。他是一個臺灣男生,畢業(yè)于加州理工學院,才28歲就已經(jīng)被斯坦福工學院聘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并迅速登上了麻省理工學院“35歲以下創(chuàng)新者”的榜單。
事實上,我們最初來到斯坦福,就是沖著這種“改變世界”的激情。斯坦福大學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處于硅谷的心臟,也是整個硅谷的母體,而硅谷不僅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面貌,而且正在孕育著未來幾十年里更深遠的變化(生物工程、納米技術、認知科學)。所以,用我們一位采訪對象的話說:“這里已經(jīng)變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19世紀的巴黎、20世紀的紐約……這個時代,如果你不曾來過硅谷,總難免有種失落感,仿佛錯過了點什么,類似于時代脈搏的東西。”
很不幸的是,我們挑了一個錯誤的時間來到斯坦福大學——這里實行四學期制,每個學期三個月左右,等我們風塵仆仆趕到時,才發(fā)現(xiàn)剛好趕上一個學期的結(jié)束。那段時間,我跟蒲實、蔡小川住在斯坦福附近的一家汽車旅館,白天在空蕩蕩的校園里到處找人采訪,晚上狂喝納帕山谷產(chǎn)的葡萄酒,抱怨在這個沐浴在加州陽光之中的校園里竟找不到一所大學的靈魂。
我們可以把“創(chuàng)業(yè)精神”視為斯坦福的靈魂嗎?畢竟他們的現(xiàn)任校長約翰·亨尼西都說了,“創(chuàng)業(yè)精神是斯坦福大學最根本的精神氣質(zhì)”。這里發(fā)生過太多傳奇性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谷歌的算法是在計算機科學系幾百米之外的實驗室里寫出來的,雅虎的第一臺服務器就在工學院的教學大[微博]廳里擺著,校園里幾乎每一棟教學樓都頂著一位創(chuàng)業(yè)者的名字——蓋茨、保羅·艾倫、比爾·休利特、楊致遠、黃俊生……除了捐錢蓋樓之外,他們還會經(jīng);貋斫o后輩們上課、聊天、交流創(chuàng)業(yè)經(jīng)驗。蘋果公司的設計師會親自過來跟學生們談iPhone的設計,馬克·扎克伯格給他們講當年自己是怎么為Facebook編程的。英特爾的創(chuàng)始人安迪·葛洛夫、思科的前任首席執(zhí)行官約翰·莫格里奇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就在這一年春季,PayPal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在計算機科學系新開了一門創(chuàng)業(yè)啟蒙課。校園西邊的沙山路(SandhillRoad)則是風險資本扎堆的地方,號稱西部華爾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風險資本。作為斯坦福的學生,在大學兩英里以內(nèi),隨時可以找到風險投資公司為他服務。一旦他有一個好的想法,總是被導向“我們能不能開個公司,做點有用的東西出來?”
“大學的靈魂”或許是一種矯情的說法,但我的意思是,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是否應該有比“創(chuàng)業(yè)精神”更深遠的價值?無論創(chuàng)業(yè)是關于金錢、自由,還是改變世界,它都是一種太過實用性的目標。難道大學的存在不是為了讓年輕人在一生求知欲最為旺盛、心智最為開放的時間里,得以遠離社會求速成的壓力,自由地漫步、思考、閱讀、交友嗎?而且,“改變世界”真的是一種毋庸置疑的美好理想嗎?隨著技術改變世界越多,對于技術的疑慮也越多。斯坦福在激情萬丈地創(chuàng)造未來,但那個未來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在一個理想的世界里,我可以到6英里之外的谷歌總部采訪那兩位著名的斯坦福畢業(yè)生,問問在斯坦福為他們設計的知性路徑中,是否包含了一種靈魂的教養(yǎng)與道德的訓練,讓他們在設計谷歌的未來時如履薄冰?
或者,我可以坐上前往舊金山的火車,敲開斯圖爾特·布蘭德的家門,請他聊一聊他的斯坦福歲月以及他對硅谷新的科技潮流的思考。布蘭德1957年進入斯坦福大學生物系,當時的硅谷才初具雛形,他立刻被深深卷入其中,此后半個世紀一直扮演新技術探路者的角色,同時不斷反思科技與人類的關系。他是一位典型的斯坦福人,極富創(chuàng)造力,高度網(wǎng)絡化,并且心懷天下,三次將所有的財產(chǎn)都捐出來,用于他認為能改變世界的一些事情上。來斯坦福之前,我給布蘭德發(fā)過郵件,問是否可以去舊金山拜訪他,但被禮貌地拒絕了。他說:“謝謝,有太多事情要忙,也許下次。”
為了向我確認斯坦福的“靈魂”,文理學院的一位教授給了我一本剛剛修訂好的本科新生通識教育
課程方案,封面上是羅丹的雕塑“沉思者”,旁邊印著大大的黑體“Thinking Matters”。上面列出了35門學科的
課程,每門課程都以該學科最重要的問題開始,比如我們關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來自哪里?為什么人類總是為制造與破解密碼著迷?正義如何包含自由、平等與安全的理念?大腦如何運作?“哥白尼革命”如何影響了科學、哲學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個人的日常行為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世界進程,個人又如何被世界事件所影響?進化如何奠定地球上生命多樣性的基礎?死亡是旅程的終點,或另一段旅程的開始?
“21世紀怎么才能算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斯坦福大學的時候,這個問題很自然就冒出來了。那里離硅谷太近,兩種文化之間的割裂感尤其強烈,而按照西方博雅教育的傳統(tǒng),大學的目標是要培養(yǎng)“完整的人”。但等到我們真正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卻是在哈佛大學這一期。
從2013年開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識教育計劃(Gen Ed),以取代70年代末設計的“核心課程”(Core-Curriculum)。通識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公共面孔”,是大學主動為一個年輕人的4年求學生涯開出的一張關鍵處方,代表了一所大學對于知識與教育最基本的哲學與態(tài)度:一個人在大學期間應該學些什么?什么知識或方法是每個學生都應掌握的?大學最希望培養(yǎng)的是什么樣的人?尤其是當世界發(fā)生巨大變化時,大學應該如何幫助它的學生應付這種變化?
因為懷孕,這一次我沒能親自去哈佛實地采訪,但哈佛的網(wǎng)站上有一個專門關于通識教育改革的專題,很多教授都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撰文討論這個時代的通識教育應該是什么樣的。此外,我還閱讀了大量關于西方博雅教育理念的書籍:作者有:艾倫·布魯姆、瑪莎·納斯鮑姆、羅伯特·赫欽斯、歐克肖特、懷海特、杜威、紐曼……
在密集的閱讀中,過去幾年做大學專題時一些混亂未解的思緒漸漸清晰起來。我意識到,無論時代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提出什么樣的新要求,在“博雅教育”的視野之內(nèi),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必須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與自然的——從而追求一種富有意義的人生。它要求一種歷史性的視角,讓一個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時一地的現(xiàn)實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蒼蠅”(埃德蒙德·博克)。這樣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國19世紀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馬修·阿諾德所說的“曾經(jīng)被了解過的與被述說過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須理解整體——人類世界與它的歷史,我們的文化與那些不同于我們的文化,自然世界與探究的方法,量化的與語言的技巧,還有活潑的藝術。
在現(xiàn)代社會,精英式的博雅教育是一種奢侈品(斯坦福和哈佛的本科生每年的學費都近4萬美元,劍橋也在最近幾年暴漲到9000英鎊)。記得最初在劍橋采訪時,苗煒對我說:“在劍橋這種地方,你會有一種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現(xiàn)實,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事實上,每次從一所大學采訪回來,與自己的“下坡路”迎面相撞時,我都痛苦地意識到人生的各種局限性,但同時我也一次次告訴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遠都只存在于自身。讀書求知,這個自我提升的過程也許并不依賴于外部環(huán)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讀大學,而在于這種智識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長久存在于你的內(nèi)心。
就像大衛(wèi)·丹比,一位《紐約雜志》的影評人,兩個兒子的父親,一個生活寬裕的中產(chǎn)階級,48歲那年卻突然決定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修習兩門通識課——“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他跟18歲的學生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閱讀荷馬、柏拉圖、索?死账、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伍爾夫的著作。這些都是最戲劇性地建構(gòu)了“西方”的作者,他們的書包含了人的心智賴以獲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也是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書。在重讀的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失落的自我一點一點地蘇醒過來,回到他的意識中;與此同時,這個自我還在擴大,伸展著自己。正如馬斯洛所說,“教育就是讓一個人成為最好版本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