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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超級富豪的話題，總是能引來關注熱潮。

在這之前，一段據稱宗慶后女兒宗馥莉接受媒體采訪的話語也曾引發(fā)媒體的廣泛討論：“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可能像我老爸這一代一樣。”據稱，她還表示，有可能將娃哈哈搬到國外。

在政商關系話題持續(xù)發(fā)酵的當下，這起襲擊事件與“可能出走”的言詞無不讓人浮想聯(lián)翩。

其中，較具解讀意義的，是諸如宗馥莉這樣的家族企業(yè)接班人對于財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中國青年報記者陶濤等人出版了《中國獨二代調查報告》一書。其中將“富二代”定義為民營企業(yè)家“富一代”的子女們，多為70后、80后、90后，以繼承為媒介繼承上一代人的名聲、財富和資源，承擔著延續(xù)財富神話的家族使命。

換用更加中性的名詞，這就是“富二代”。這群在金子鋪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輕人擁有優(yōu)越的物質條件，大多接受過海外的教育，而他們與父輩的差異從生活經歷、辦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觀、經營理念，無處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話讓不少人警覺，當民營企業(yè)經歷代際傳承，政府應該面對新的掌舵者—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開放、自由，但同時，對復雜的人情世故和政商關系無所適從。而因為改革停滯以及經濟模式的落后、單一，他們的接班往往會遭遇各種難題，有的甚至危及企業(yè)的存續(xù)。

不過，由于各種社會原因，這群人不愿主動站在聚光燈下說話，以至于時代周報記者的采訪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進行。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富二代”不會如此輕易地擁有財富。但同樣，如果不是因為父親，他們或許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開接班的矛盾、復雜的政商關系，以及全社會灼熱的目光。

我的父親母親

陳斌的父親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縣城里的體育老師，身高1.8米，體格健碩，不茍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紀90年代初，其父親開始跑長途客運時，陳斌還在念小學。那時，他家是負資產，父母經常需要籌錢。有關這段時光，陳斌尤其記得母親吃過的苦，她經常整天守在車站里賣票，餓了就啃幾口冷饅頭。

陳斌的母親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因為老師反復勸說而免于輟學。陳斌覺得，幼時的經歷讓母親懷揣著強烈“改變命運”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歲的她依然維持高強度的工作，“偶爾停下來就會像傻子一樣不知所措”。

黃晴的父親也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闖蕩上海。初時，他與親戚合開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閉。為東山再起，他轉而承包工地。

黃晴或許是中國最早一批的留守兒童。在讀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媽媽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這種相聚通常是黃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親戚一起回到老家與親人團聚，而他們一家三口很少單獨相處。

久而久之，幼時的黃晴覺得，父親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對自己以及母親的關懷全都是通過一部電話。而她那時所不知道的是，破產的父親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個工程之前，他蝸居在狹小而又破舊的棚戶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帶空調的公交。

等黃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顯感受到父親越來越富有，而代價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紅燈，最終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畢業(yè)后，黃晴被父親接到上海讀書。盡管父女倆住在一起，但他們的相處時間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學，他上班，而晚上，他總是很晚回家。

對于應酬，黃晴毫不陌生，因為，父親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單位的基建、員工宿舍等配套項目，捋順關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時候的假期，黃晴和母親來到上海，父親常常帶著她們，約上一些領導以及他們的家人，“像朋友一樣外出郊游”，這是黃晴印象中的“建立關系”。

稍大一些的黃晴不愿再與父親一同出現在飯局上，她有時像一個局外人，不遠不近地看著觥籌交錯中的父親。有時，黃晴會很心疼，因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有時，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親小心翼翼地說話、點頭哈腰地對領導陪笑”。但同時，她又會想起父親常說的一句話，“彎下腰是為了更好地抬起頭。”

如今，黃晴父親的生意走得很順，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資產，但幾千萬總是有的。而陳斌的父母完成了蛻變，成了陜西省某中心城市一家大型豪華商務酒店的老板。這棟陳家的酒店主樓21層，地處當地縣城的繁華鬧市，是縣政府的政務接待中心，提供客房、餐飲、購物、康樂等一條龍的服務項目。

由于生意的關系，陳斌的父親常與政府官員接觸。“他是90年代出來的企業(yè)家，靠的是氣魄和膽量。若論經商，他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細節(jié)都是我母親落實，但要說與官員打交道，他絕對是個角色。”

陳斌覺得，父親處理關系就像是下一盤象棋，環(huán)環(huán)相扣、步步為營，“沒有誰吃得住他”。更讓陳斌佩服的是，在一些場面上，父親的態(tài)度、說話的角度，發(fā)聲的音量乃至抑揚頓挫都很有水準，“他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種領袖氣質，而我可能永遠無法像他那樣。”

“你不得不承認，壓倒眾人的氣場，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詞的‘演說’往往是老板和官員信服你的兩個條件。”王大騏是中國著名戰(zhàn)略策劃咨詢機構王志剛工作室創(chuàng)始人王志剛之子。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無數次列席父親的飯局，有時，父親滔滔不絕的發(fā)言讓他感到窒息。

不過，他又認為，自己父親與官員的關系往往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同時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業(yè)務之外再無任何其他往來。

不一樣的“企二代”

2013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灘一家非常高級的法國餐廳，一位男性迎來了美麗的女伴。他們倒不是情侶，不過男性還是忍不住地激動，因為這位叫萬青的女孩，似乎是從文藝作品里走出來的大小姐一般，美若天仙又背景顯赫。

“要不要換這個位置，我這里可以俯瞰外灘，景色不錯。”男士作出了一番紳士的表態(tài)，但對方的回答讓他略吃一驚。

“呵呵，不需要了，我每天都可以俯瞰外灘。”萬青的父親是一家崛起于廣東客家的上市公司的老總，不到30歲的她在十多家企業(yè)掛名董事長或者董事。

這位男士又轉向另一個話題，“每天都會去上班嗎？辛苦嗎？”“不會，反正都是爸爸的公司，想去就去嘛。”

2010年，中國社科院進行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彼時，中國第一代企業(yè)家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5歲至75歲，此后5到10年內，全國將有300多萬家民營企業(yè)迎來代際傳承。

于是，“企二代”粉墨登場。他們擁有父母的遺傳基因，也將繼承財富，但兩代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們的代溝可以簡單地體現在KTV里唱的歌以及玩樂的方式上。而其實，這種差異從生活、辦事方式一直延伸到價值觀，無處不在。

“政府與企業(yè)的關系，應該就像中國大學宿舍里舍監(jiān)對于每個學生宿舍的作用吧。”說完，萬青哈哈大笑，“這是我的想象”。

同樣的問題，小曼則不甚了解，盡管她的父親經營著一家投資公司，多年前紅遍半邊天的一部愛情電視劇就是他的一大手筆。

實際上，小曼很小就去了國外，以至于說起話來英文更像母語。兩年前，她回到北京，并一直賦閑在家。她選擇了各種健身和保養(yǎng)項目，再加上各種高層次的社交，整個人看上去總是光彩照人。

2013年，她體驗了20多年來的兩個第一次——第一次坐地鐵，盡管10分鐘之后，她就逃了出來，因為被北京地鐵里的高溫和擁擠嚇到；第一次看7點檔的新聞聯(lián)播，因為她終于要工作了，而且單位是一個國家部委。而對于新聞聯(lián)播，她的觀后感獨特，認為“很有意思”。

在工作之前，萬青也在國外度過了很長的時光，她在英國上過高中，又去加拿大讀過本科。錦衣玉食的生活和國外的教育促成了她直率的性格，不熟悉的人會被她的直白所震驚、甚至傷害。

比如，在國內讀一個專為富二代子女而開的班時，每個女孩都可以獲得一次去LV、CHANEL或是GUCCI實習的機會，所有人都去了，只有萬青失敗，因為，原本只是走個過場的面試，因為她的“囂張”或是直接，年輕的女HR徹底崩潰了。

在處理各種“關系”上，萬青有時的確笨拙，她甚至在入籍加拿大時，和加方官員大吵一架，攪黃了面試。不過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萬青依然充滿個性和魅力，她甚至還曾當選加拿大華裔小姐。

回國后，作為一個企業(yè)的高層管理者，至少名義上如此，萬青參加過一些政府組織的活動，既有說明會，也有為拉近關系服務的場合。但這些因為她的不太重視而沒有在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對國家大事還算感興趣，喜歡聽聽看看，但不會做深入的研究。”她一度熱衷于微博，喜歡關注和轉發(fā)各種流行的言論。至于那些官媒和他們宣揚的價值觀，她則直白地表示，“鄙視！”

而小曼喜歡社交，有著各種各樣的朋友，包括文化人、媒體人等。他們經常聚在一起發(fā)表一些與新聞聯(lián)播相去甚遠的觀點。小塔喜歡這樣的朋友，覺得這些人見多識廣，常聽得津津有味。而對于他們的諸多觀點，她的感受和自己看《新聞聯(lián)播》一樣—有趣。
 

接班的故事

黃晴曾經以為，自己會與萬青不同，會遠離父輩的生意和復雜的官商關系。2007年，她高中畢業(yè)準備赴澳大利亞留學前與父親有過一段促膝長談，“要不我去讀建筑，回來后幫您？”

那是父親第一次對黃晴袒露心聲。他希望女兒當公務員，不愿她步己后塵，因為，“下工地太苦，和官員打交道太累。”

小曼的父親、一位成功的山西商人同樣不贊成女兒接班。他的公司以他為核心，高度個人化，不是一個80后能夠輕易介入的。

這一點王大騏深有感觸，“每個財富的第一代積累者，其企業(yè)無不深深地印著他或她的烙印。他的社會關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邏輯思維、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說話方式，他的一切一切，你必須突破，否則你只是一個守大門的。”但突破談何容易。

而當小曼這個“白富美”在家待業(yè)2年后，父親極為發(fā)愁。后來，父女倆認真分析了幾種可能性，出于北京人對政治和面子的熱衷及重視，最終選擇了從政之路。這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小曼父親覺得，“公務員不會太辛苦。”

如果這一對父親的考慮包含明顯的性別因素，那么，陳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們也希望自己的獨生子能夠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體面、安穩(wěn)的工作。至于酒店以及其他可觀的資產，他們退休時可以全部賣掉。

而陳斌也是這樣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亞學習、生活7年，并嘗試了幾樁小本買賣后，他回到國內，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試了幾份工作，但都沒有成功。

回想起來，陳斌覺得自己選擇了錯誤的“打開方式”：他竟然開著限量版的寶馬跑車，叼著中華煙，擺出一副在澳洲談項目的架勢去應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陳斌只得回到父親身邊。

而黃晴回到上海后沒有接受父親的安排。她曾準備應聘四大會計事務所，去外面的世界闖一闖。但這時，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請。

這是上海一家創(chuàng)立于90年代的綜合性民企集團，如今擁有子公司十多家，產業(yè)涉及房地產、五星級酒店、商業(yè)街、博物館、小額貸款公司等。

由于黃晴父親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輩只有她與長她五歲、從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黃晴舅公的兒子），故而，黃晴被寄望進入企業(yè)幫忙，輔助小叔接班，兩人共同打理公司業(yè)務。

在這件事上，黃晴選擇接受。但現實中，圍繞接班的父子沖突并不少見，尤其在規(guī)模較大的企業(yè)集團，礙于計劃生育政策，企二代沒有接班之外的選擇。

目前，僅工作兩年的黃晴擔任上海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業(yè)主方助理，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職位。該酒店聘請國外專業(yè)團隊管理，而黃晴和她的領導兩人是集團派駐酒店的監(jiān)管方。

同樣，黃晴小叔進入集團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學十年，從高中一直讀到MBA，回國后直接出任集團副總裁。

這樣的經歷讓黃晴感覺到了人員管理的難度，“因為我們都不是從基層做起，而且，過去的人生經歷也無助于了解底層員工的想法。”

與此同時，經營理念的代溝橫亙于兩代人之間。“比如，集團旗下的商業(yè)街搞節(jié)日活動，我們的想法是搞臺灣夜市、小吃一條街，但父輩卻希望策劃一個游園會。”

此外，黃晴認為，接班的第三重難題在于如何維護官商關系。“目前，父輩已經建立了很多穩(wěn)固的關系，我們的任務只是維護、保護它，這并不困難。但問題在于，伴隨我們的繼承，政府官員也會出現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際圈子呢？當然，我們知道這層關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們都在國外接受過教育，對于過去乃至現在的一些做法，從內心來說，我們并不喜歡。”

事實上，這也是陳斌的難題。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鋼構項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親的人脈、關系以及酒店的平臺。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關系上，他還不能獨當一面。

“二代企業(yè)家的成長環(huán)境，尤其是留學回來的，更為自由、平等、單純，他們往往做不來放低尊嚴的事情，對復雜的人情世故也更為厭倦。”王大騏正在寫一本關于富二代的書，為此尋訪了不少與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對于他們無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現實，他如此解釋。

富二代的創(chuàng)業(yè)

從2008年蘇浩飛往美國讀研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最終要回國接手父親的企業(yè)。但他沒有料到，這一天的到來會是因為父親病重。

去年下半年，得知父親被診斷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后，蘇浩匆忙帶著妻子和未滿周歲的女兒回到國內。后來，父親的情況好轉，他又有了一段緩沖期。

可是，父親的企業(yè)究竟要怎么接手？蘇浩思考這個問題已經有幾年了，但沒有答案。這是浙江東部地區(qū)一家規(guī)模中等的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生產中低端的鞋子。過去興盛時期，企業(yè)的年產值曾有好幾千萬，但近年來，隨著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不斷上升，利潤越來越薄。

在浙江當地，很多這樣的企業(yè)主并不舍得兒女接班，反而希望他們到銀行、政府等單位謀求一官半職。蘇浩一位同學的母親甚至認為，與其天天與素質低下的農民工打交道，還不如老老實實上班去。

但蘇浩是喜歡經商的，只是目前的經濟形勢讓他感到迷茫。他想接手父親企業(yè)的“殼”，換掉“內容”，但換成什么呢？如果他把企業(yè)賣了，成立一家投資公司，那么，投資什么呢？

2013年8月底，全國工商聯(lián)發(fā)布“2013中國民營企業(yè)500強”榜單。在發(fā)布會上，全國工商聯(lián)經濟部部長譚林表示，過半數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受到了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才缺乏、稅費負擔重和資金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約。民企的轉型升級被舊話重提，而隨著近幾年民企的更新?lián)Q代，希望開始被寄托于那些往往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企二代”身上。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1985年出生的羅茵茵17歲留學英倫，大學期間母親罹患癌癥，她臨危受命，在過去3年的時間里接手母親的房地產公司，并通過拓展紅酒和游艇業(yè)務實現了企業(yè)的轉型升級。

對于那些父輩已通過創(chuàng)業(yè)獲得一定財富與社會地位，但自己選擇脫離父輩的原始產業(yè)重新創(chuàng)業(yè)或者帶領父輩的企業(yè)轉型升級、完成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群體，社會上越來越多地稱之為“創(chuàng)二代”，他們的社會形象要比富二代積極、正面許多。

在采訪過程中，時代周報記者遇到了回國不足兩個月的祁碧臻。他正帶著如火的激情準備將美國家喻戶曉的凍酸奶品牌TCBY引入中國市場，并揚言要在未來10年幫助中國消費者了解、創(chuàng)造一種全新、健康的生活飲食方式。

很難想象，這位認為酸奶里蘊藏大商機的男孩出生于字畫、古董鑒賞世家。他的父親數年前從著名的朵云軒出走后自立門戶，擁有一家賺錢的藝術品公司。而自小學習書畫的祁碧臻拒絕繼承家業(yè)，轉行賣起了凍酸奶。

祁碧臻認為，四年的美國本科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業(yè)興趣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很多年輕人都希望通過找到好的項目白手起家。”

受之感染的祁碧臻畢業(yè)后徘徊在美國東部，圈子里全是志同道合者，所有人都在尋找和等待機會。而祁碧臻的基本經濟觀是，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對健康的關注也達到了從未有過的程度。

于是，當祁碧臻接觸到凍酸奶項目時，他認為自己帶回國的將不只是一個甜品，而是健康、綠色的生活理念，以及美國對于食品極其嚴苛的高標準和高要求。

挖到金子的祁碧臻回到了上海，他的第一家凍酸奶店也即將開業(yè)。而此時，蘇浩正謀劃著回到美國東部尋找創(chuàng)業(yè)靈感，他已經受夠了“中國民企兜兜轉轉難以升級”的怪圈，也不敢將資本投入民間金融的灰色地帶。然而，在大洋彼岸，他的掘金之路注定不會比20年前父親的創(chuàng)業(yè)來得輕松。

（原標題：富商拒絕女兒承父業(yè)接班：和官員打交道太累）